2008年5月22日，曾领导玉门油矿（玉门油田前身）护矿斗争的邹明去世，时为中海油领导班子成员听到噩耗，立即领衔中海油领导班子集体赶到协和医院，在病房向邹明默哀鞠躬。他的骨灰一半葬在了北京八宝山，一半安放在玉门老君庙1号井旁，玉门是他的第二个故乡。

  1949年，在军事上惨遭失败，政权行将垮台，发行的“金圆券”急剧贬值，物价飞涨，即将崩溃的经济体系给玉门油矿及其员工带来一场重大灾难。

  3月下旬，油矿当局因政府不允许直接用银元发放工资，商定自4月起改用“购物证”代替金圆券发工资，员工领到“购物证”后，可以按当天酒泉银元折合金圆券的牌价在公司兑换成“储蓄券”（银元），以资保值。当时物价上涨太快，每月工资分两次发放，第一次是每月16日，按上月工资总额发放；第二次是次月5日，按行政院每月底公布的“公教人员生活指数”计算出的差额补发。

  4月初，甘青分公司经理邹明出差去上海，一方面向中油总公司要钱，一方面探探总公司动向。此前，邹明得知总公司已将许多员工家属和部分档案资料迁往台湾，到上海后，他却看到迁往台湾的员工家属正陆续迁回上海，这让他不禁沉思起来。

  去上海前，他把代理权交给了公务组组长戈本捷。4月5日，按“公教人员3月份生活指数”补发3月份工资差额时，酒泉银元折合金圆券的牌价突然从4月4日的13000元金圆券兑换一个银元变成了21000元金圆券兑换一个银元，一夜之间贬值近4成。

  仅够糊口的工资还没拿到手，就没了这么多，自然引起员工的极大不满。炼油厂工人找厂长熊尚元要求按4月4日的牌价兑换储蓄券，但熊尚元做不了主。他连续4次找戈本捷，提出更换牌价，不能按目前的牌价发薪。戈本捷中午曾允许改为16000元金圆券换一个银元的牌价，但到下午，他又坚持以21000元金圆券换一个银元的牌价发工资，炼厂的工人提出抗议，拒领工资，要求把银元牌价恢复到4月4日的折算率，遭到戈本捷的拒绝。

  工人们盼着早一点领薪水，等着钱买粮等生活必须品。戈本捷的态度，激怒了炼厂性子火爆的青年工人马世昌。4月5日中午，马世昌找到炼厂工人欧阳义，情绪激动地说：“磨破嘴皮也不顶事，不如大家一起找戈本捷去。”两人一商量，又找来刘志俊，三人同意发动工人找戈本捷说理。

  为了达到目的，不连累到工人，三人商量定：队伍要排列整齐，不许掉队溜号；听从指挥，不许暴露带队人的姓名；戈本捷当面答复工人提出的要求。

  下午5时，工人们在马世昌、刘志俊的带领下，分东西两路，向油矿办公厅进发。东路工人负责提要求、讲理，西路工人负责对付矿警队。

  戈本捷听说工人们集合起来找他，心中有些紧张。两年前，总务组长吴松林扣发工资、克扣口粮，炼油厂和矿场的工人联合起来举行的那次让戈本捷印象非常深刻，他连忙拉上正在他家做客的熊尚元和矿警大队长范冠一，坐上小车准备躲一躲风头。可是没有想到，当小车沿东马路向北行驶时，就看到了向南行进的工人队伍，急忙又调转车头向西走，恰巧被西路工人挡住。

  工人们向戈本捷提出，4月工资要按1号兑换牌价计发。戈本捷没有正面答复，坐在车里一动不动：“你们选出代表跟我到大礼堂去谈判。”工人们被戈本捷的态度激怒了，一名工人冲上去揪住戈本捷的衣领，要他马上答复。站在旁边的范冠一，掏出手枪，威胁那位工人：“你放手！”其他工人见状立即冲上去，把范冠一握抢的手拧住，并把他按倒在地。另外一些工人也和戈本捷打了起来，刚下过雪的地上到处是泥水，戈本捷浑身糊满了泥水，躺在地上一动不动，只是望天。

  工人们没有正真获得答复，但怒气发泄完了，队伍就分成两路回宿舍了。4月5日晚，油矿颁布了全矿令规定：不准工人三五成群上街；不准聚众滋扰社会治安；不准殴打部门主管。违犯者军警将开枪制止。4月6日，油矿一级主管向远在上海的经理邹明报告了戈本捷被打的情形。当日，油矿当局没等到邹明回电，就向河西警备司令部和西北行政长官公署求援。于是，军警一齐出动，包围了炼油厂工人宿舍和家属区。

  河西警备司令部接到报告后，派政工处长方成德和西北长官公署驻矿专员吴松涛连夜带兵到矿。方成德怕扩大事态，主张和平解决。吴松涛则命令抓捕炼油厂的所谓“凶手”，亲自指挥带来的士兵和矿警大队的矿警一齐出动。4月7日，他们根据矿警大队事先准备好的黑名单，逮捕了欧阳义、马世昌、肖化昌、姚世杰等32名工人，关押在矿警大队部，连夜进行审讯。最后，吴松涛和方成德确定了肖化昌等19名“主犯”。4月11日，在5辆卡车军警的严密监视下，这19名工人被押送至酒泉河西警备司令部，他们的家属也同时被逐出矿区。随后，酒泉河西警备司令部军事法庭分别宣判这些被难工友半年至一年的有期徒刑。

  4月13日，邹明由总公司营业室副主任张英陪同，携带总公司拨给玉门油矿的第一批黄金返回西北，经过兰州时，把黄金全部交给兰州营业所经理高琨，请他换成银元后运回油矿。同时，他还商得总公司同意，委托上海营业所拨出一船油料款在上海市场选购了一批衣料、布匹、鞋帽及日用品，装箱发运到玉门，供油矿员工生活之用。

  4月23日，南京解放，此时的油矿，人心浮动，上万员工及家属不知未来的前途如何。各单位主管反映，有的员工要求请假探亲，有的要求护送家属回乡，这其实就是想离开油矿。邹明认为，不如趁此机会把人员紧缩一下，愿走的趁交通未断送走，留下的大多可以信任，而且还可节约一部分工资开支。于是他主持制定了“留职停薪”的办法，办法规定离矿人员可发两个月工资，将来时局稳定后可再申请回矿复职。办法公布后，走了近1000名员工，包括社会部派来的负责人。

  5月27日，上海解放，中油总公司被接管，玉门油矿与总公司中断了联系，但由于事前做了大量工作，油矿人心较稳定。6月1日，邹明在办公楼前广场召开员工大会，宣布自6月起工资以银元作标准：“油矿是国家的宝贝，是全体员工辛勤努力的结晶，我们肯定要把油矿保护好。我要和大家一起与油矿共存亡！”

  邹明的“六一”讲话显出他的决心，但现实状况不得不让他忧心忡忡，要把油矿完整无损地保护好，可当时不但与上海总公司失去联系，连国民政府行政院长翁文灏、资委会委员长孙越崎的去向都不清楚。过去西北长官公署不敢得罪油矿，是因为有翁文灏、孙越崎做靠山，现在他们能够为所欲为了。如果油矿遭到破坏，他如何向人民交待。邹明感到自己是那样孤立无援，他殷切地希望可以听到人的声音。他想和取得联系，请他们先派人来，这样他就有了依靠。

  事实上，孙越崎此时已与建立联系。上海解放前夕，孙越崎为了不引起南京政府的怀疑，携妻儿由上海飞往广州。离开上海时，他带了资源委员会财务处开的208万美元的支票，来广州后，立即给中南、西北、西南的各厂矿发电，请他们派人来广州领维持费，以度过解放前的困难时期。此事办完，孙越崎带妻儿到了香港，为他彻底脱离做最后的准备。

  就在他拜会当时在香港的原资委会委员长钱昌照时，在钱的下榻处，意外地见到了香港组织负责人乔木，即乔冠华。孙越崎喜出望外：“我早已决定投向，但今天是我第一次见到地下党的人士，真是巧遇，太高兴了。”孙越崎向乔木汇报了他为投向所做的工作，并表示了他要辞职的决定。乔木说：“您最好仍留在政府内，这对有利。我们早知您的心意，您不必急于辞职。”

  邹明虽然不知孙越崎已与取得直接的联系，但资源委员会决定留在大陆让他觉得，孙越崎可能与有所联系，“玉门油矿是孙越崎亲手搞起来的，他不会不管”。

  于是邹明到兰州与高琨商量，立即给孙越崎发了份电报，电报称：“你存在西北的磁器，现局势如此，应怎么样处理。”“磁器”说的就是玉门油矿，意思是请他来西北一趟作些指示。

  8月初接到孙越崎的回电，让邹明即刻来香港面谈。8月中旬，邹明飞到广州，老部下陈鸿生来到机场接他，并说孙越骥让他转告，张兹闿、孙越崎都在香港，请邹明立即转机飞香港。陈鸿生已把机票准备好，于是邹明又坐上去香港的飞机。孙越骥是孙越崎的五弟，是支持孙越崎脱离的，此时任广州营业所经理，他在九龙机场迎接了邹明。

  第二天上午，邹明跟随孙越骥来到孙越崎家。在这个时刻这一段时间地点见到老长官，邹明激动万分，而孙越崎也为自己多年器重的部下在关键时刻追随自己感到欣慰。邹明向孙越崎详尽汇报了护矿工作的所有措施，孙越崎非常满意。接着，邹明坦率地说了他的担忧，希望孙越崎可以帮助他与方面取得联系，使玉门油矿在战乱之中有所依靠，并且希望兰州解放后，大军不要停顿，继续挺进，以免时间拖得太长，他难以维持玉门油矿的局面。孙越崎同意邹明的请求：“我就给北平的钱昌照打电报，请他把你们的护矿计划和要求转告给方面。”同时，邹明还争取到了西北长官公署副总参谋长彭铭鼎对保护油矿计划的支持。

  钱昌照曾在孙越崎之前任资委会委员长，此时已由香港到北平。电报拟好后，由孙越崎妻子王仪孟送去，通过香港组织联系人罗哲明，将电报发往北平，给邵力子、钱昌照二人，请求解放兰州后马不停蹄地进军酒泉，解放玉门油矿，以免油矿遭到破坏。电报发出后，很快得到复电。

  据后来亲率装甲团挺进玉门的第二兵团三军军长王新亭回忆，西进的部队在前线不断用扩音机喊话，警告残军，不得破坏玉门油矿，否则“即使逃到天涯海角也要缉拿归案”。这对敌人破坏油矿的企图起到了震慑的作用。

  7月初，在人民的凌厉攻势面前，只剩下西北、西南和东南几省的地盘，最后的失败已为期不远。在此形势下，玉门油矿着手具体的护矿工作。

  当时矿区的武装力量有：驻军骆驼兵团一个营，属新疆部队，辖三个连；属酒泉河西警备总司令部管辖的高炮连。油矿自身有300多人的矿警队。骆驼兵团和高炮连与油矿关系尚可，但不属油矿指挥，上面命令他们破坏油矿，他们能否抗命是一个未知数，所以不能对他们怀有幻想。矿警队平日做过欺负矿上员工的事，与员工关系很紧张，并且队上有一些兵痞，在紧要关头是靠不住的。

  因此，护厂只有依靠以厂为家的老工人和技术骨干才能有保证。在这样的背景下，油矿以维护矿区秩序为名,正式成立护矿队，对外称“纠察组”，根据矿长刘树人和炼厂厂长熊尚元等人的推荐，由矿场工程师杨敏任大队长，炼厂工程师金克斌任副大队长，直接受邹明领导。大队下设矿场、炼厂、工务组三个中队。全矿员工听说成立护矿队，积极参加，很快组织起一支以老工人和技术干部为主体的护矿队伍。

  此时“铁人”王进喜只有26岁，他也在护矿队伍里。他们用马车拉砖、拉沙石、拉水泥，送到井场，然后再把采油树周围砌成水泥砖墙封闭起来，防止油井遭到破坏或着火。

  7月底，人民挺进甘、青、宁，西北军阀马鸿逵、马步芳妄图凭借秦岭天堑与决战。西北形势愈发紧张。二马战败，大西北再无险可守，敌人做困兽斗，很可能加紧对油矿的破坏。为了应付最坏的局面，邹明将矿上的三种力量做了分工：矿区内由护矿队负责，矿区外围由驻军负责，二者间的区域由矿警队负责。为防止坏人在混乱时发生哄抢，矿区内除工作人员和护矿队员，任何人不许进入。邹明的用意很明显，矿警队由矿上指挥，将它放在护矿队和驻军之间，万一出现驻军破坏油矿的情况，也可抵抗一阵。

  油矿员工热情如此高涨，除了对解放玉门油矿的信心，还有邹明从香港带回来的物质保障。8月底，邹明到香港会见孙越崎后，带着17万银元回到玉门油矿时，兰州已经解放。全矿员工看到邹明在这困难时刻带回大批现金，人心愈发安定，护矿决心愈发坚定。邹明召集矿主管人员开会，通报了与孙越崎会面的情况，大家深受鼓舞。为保护好油矿，防止敌人搞破坏，全矿各生产单位纷纷开展隐蔽的护矿斗争。

  石油开发工程专家、中科院院士、原油矿矿场工程室主管工程师童在《往事萦怀话玉门》回忆录中写道：“一天，矿长刘树人对我和史久光提出，要我们设法把当时备用的两套钻井机组分散地藏到山沟里去。我们当时领会了他的意图，也不便追问，当即就和史久光商定挑选一组钻井工人配合。第二天早晨，由史去运输部门开出一辆大道奇卡车，由我开一部矿场的中型卡车，拉上工人和起重设备到钻井场地，把钻机组分成若干大件（包括柴油机、泥浆泵等），吊装在大道奇卡车上，由史驾驶着运到干油泉一带山沟里藏起来，以防止遭受破坏。这一工作大概进行了三天才算完成。”

  炼厂在厂长熊尚元领导下，技术人员与工人一起将蒸馏裂化装置的精密仪表、热机泵等重要设备拆下装箱，掩藏起来，所拆设备用其他相应设备顶替，维持生产。他们将美制53加仑空油桶装上沙子、石头，三个铁桶叠在一起成一组，一组一组紧紧连在一起排成墙，然后用铁条连接焊死，把炼厂严严实实地围起来；将新进口尚未安装的发电机组藏到土坑中，上面用芦席盖起来；将兰州营运处调来的运输卡车80多辆开到山沟里隐藏起来，以防军队征用。

  运输课长李誉柱回忆这段历史时说：“为完成这项任务，我们组织起一支可靠的司机队伍，在深夜将车开到深山沟里，把车轮架起，卸下轮胎，并派专人看守。凡没藏入山沟的汽车，除日常用车，均卸下轮胎和主要部件，转移到安全地方存放，对外宣传是待修车不能行驶。”

  9月初，邹明由于受到西北长官公署愈来愈大的压力，便筹划利用军队内部派系矛盾，争取驻矿军队支持。他早知新疆警备总司令陶峙岳赞同张治中国共和谈主张，在郭可铨兼任甘青分公司经理时，还曾到油矿参观过，与油矿的关系较好，而矿上驻军正是新疆的部队。邹明便给陶峙岳发电报，请他对玉门油矿的安全给予照顾。据当年护矿大队长杨敏回忆，经理室负责人马新吾为争取驻军，请驻军长官吃饭。席间，驻军乔营长拿出陶峙岳的手谕给马新吾看，上面写有三条命令：“要保证老君庙油矿员工的安全；要保护赤金的供应线；要保护老君庙到酒泉公路的畅通。”

  9月21日，陶峙岳派他的亲信参谋曾震五到酒泉办事处转告邹明，他们正在高台与谈判起义之事，要邹明务必保护好油矿，不受到一点损失。据史载，陶峙岳是9月18日派出代表赴高台与人民联系起义事宜的。从陶峙岳专门派人来油矿嘱咐护矿之事能够准确的看出，保护油矿已成为他诚心投向人民的举措。

  邹明接到报告后，立即召开各部门主管和护矿大队长开会，把矿区的保护力量按原计划进行部署，并将矿警队库存的全部发给了护矿队。为防止散兵窜入矿区，还在39公里外检查站路口用破旧车辆设置了路障。

  在这紧急的时刻，邹明让马新吾、胡禧森分别将河西警备总司令部代总司令汤祖坛、骆驼兵团徐副团长，以及酒泉专员王维墉的眷属接到矿区居住，以促使他们为保护油矿出力。据矿长刘树人夫人王子亭回忆，徐副团长在酒泉起义后来到矿上，刘树人陪同他去做驻军的工作。徐副团长见到乔营长后，把军帽一摘，将帽徽扯下说：“我起义了！”

  9月23日，矿酒泉办事处主任李清涵陪同代表、某团政治处主任黄诚来到油矿，联络、商讨进入油矿问题。邹明带领油矿各部门主管以及驻军代表，在祁连别墅与黄诚见面。黄诚首先赞扬了油矿员工的护矿爱国行动，随后对进矿的问题，与油矿各方进行了认真的讨论。所讨论的问题大部分取得共识，即9月25日开进油矿，全矿员工除生产岗位，全部集中到油矿大门外欢迎。

  但在骆驼兵团驻军撤出时间的问题上出现了矛盾，黄诚坚持要骆驼兵团驻军在进矿后再西撤，以防止出现混乱，而骆驼兵团驻军为保全面子，坚持在进矿前先撤离油矿。邹明与油矿各部门主管对驻军代表做说服工作，直至夜幕降临也未奏效。

  23日夜，矿区剑拔弩张，气氛顿时紧张起来。驻军在东岗上架起机枪，枪口对准矿场八井油库，护矿队也子弹上膛，对准东岗驻军。

  全油矿员工及家属一夜未眠，祈祷着不要响起枪声。邹明决定亲自往驻军驻地做说服工作。据护矿大队长杨敏回忆，当时在邹明办公室开会，讨论邹明去不去东岗驻军驻地的问题，邹明坚持亲自去做驻军工作。

  24日上午，邹明等油矿主管带上300块银元和球鞋作为慰问品，到了东岗驻军驻地。邹明对驻军官兵慷慨陈词，晓以大义，从油矿的创建如何艰辛，讲到油矿对国家对民族的发展是如何的重要，驻军士兵听得几乎落泪。河西警备总司令部所属驻军高炮连宣布起义。对于骆驼兵团驻军撤走的时间问题，经过说服工作，商得一个折中的办法：骆驼兵团驻军先坐上卡车开到检查站大门口，待进入大门口，驻军的车子便开出大门上路。

  黎明前的夜晚，玉门油矿很安静，但每个员工心却充满了紧张、不宁、激动和期待。心事最复杂的莫过于邹明，半年多的风风雨雨，现在只要坚持到天亮，玉门油矿就可以真正避开战争的炮火，完整地回到人民怀抱，他肩上的担子也可以卸下来了。此刻，他不敢有一丝的松懈，秋夜虽寒，却一直坚守在办公的地方，指挥全矿护矿工作。此刻，负责解放玉门油矿的人民第一野战军第二兵团的装甲部队在军长王新亭的率领下，正从550华里外的张掖，披星戴月，急速挺进在河西走廊上。

  1949年9月25日，是玉门油田历史上最难忘的一天。一切顺利，邹明和油矿上上下下几千名员工也放下心来。

  9月28日中午，中国人民三军九师政治部主任康世恩一行，从张掖急速行军抵达玉门。当天晚上，玉门油矿召开员工大会。三军军长黄新亭宣布玉门油矿解放，由康世恩任军事总代表，张守瑜任副军事代表，兰州军管会派去的焦力人、张俊任副军事代表，军事代表还有刘南、职若愚、詹石、杨文彬、雪凡、焦万海、张志华、任志恒等。

  根据中国人民布告和党中央关于接管城市和工矿企业的政策，康世恩宣布接收油矿、恢复生产的政治和原则，主要有:按照不打乱原有企业机构的原则，维持原职原薪原制度;原油矿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给予妥善安置，安定员工，搞好生产。

  康世恩率部接管油矿后，坐镇酒泉的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彭德怀，亲率甘泗淇、许光达等高级将领视察玉门。他对康世恩说:“不但要把油矿当前的各项工作做好，多生产石油支援进军新疆和解放全中国，更重要的是，要把玉门建设成为发展新中国石油工业的摇篮。”

  康世恩接管玉门油矿后，碰到头一个棘手问题是怎么样处理好“四五事件”。4月5日玉门油矿爆发了工人运动。因油矿当局克扣工人工资，工人们自发地起来进行斗争，怒打了油矿当局的代经理戈本捷。随后，油矿当局勾结酒泉河西走廊警备司令部，将欧阳义等32名工人投入监狱，其中4人被判刑。

  康世恩率部接管油矿后，员工家属强烈要求重新处理“四五事件”。康世恩决定立即从酒泉接回受难工人。当时刚解放，既要稳定矿区民心，安定秩序，又要打击种种破坏活动，以发展石油生产；既要保护工人群众的利益，又要团结原油矿上层工程技术、管理人员，情况复杂，矛盾尖锐。

  1949年10月，油矿军管会根据工人控诉和彭德怀司令员关于“放手交给群众去处理”的指示，发动群众重新处理了油矿解放前夕的“四•五”事件。

  从开始发动群众控诉，迎接被难工友返矿，到最后处理共用了24天时间。处理结果是，主谋吴松林、马新吾、王长庚撤职，刘树人记大过，其余次要分子5人各记大过；取消了炼厂四位工程师因“四•五”事件管理无方罪名；给在工人时敢于出头提出抗议的医院大夫岳养信记大功一次；对在逃主犯报政府通缉。

  康世恩着眼于提高工人的政治觉悟和主人翁地位，同时保护工程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贯彻执行党对留用人员的政策。军管会在全矿开展了“谈身世、吐苦水”的阶级教育，广大员工包括各种不同出身的工程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在一起，控诉反动派的种种罪行。一大批员工通过教育，初步懂得了工人阶级的使命和地位，纷纷要求加入工会组织。

  这样，玉门油矿解放几个月后，矿区面貌和人们的思想都发生了很大变化。为了支援进疆部队的油品需要，技术人员和工人们把解放前购来、尚未安装的一套热裂化装置投入到正常的使用中，从设计、施工到开炉，仅用80天就试车一次成功，大幅度的提升了油品的产量和质量。技术人员说，办不成的事，在的领导下，很快就办成了，今天我们才有了用武之地。

  在这个基础上，康世恩很快组织起一批发展生产的骨干力量，王进喜就是这一个时候涌现出来的工人阶级优秀代表。油矿生产形势出现欣欣向荣的局面，陆续发现了石油沟、鸭儿峡、白杨河等油田，很快投入开发。玉门油矿原油产量由1949年的6.9万吨，增加到1957年的75.5万吨，1958年达到年产140万吨的最高峰，来保证了我国第一座大型炼油厂——兰州炼油厂的顺利开工。

  玉门不仅出产品，出经验，而且出技术，出人才，有力地支援了各地石油会战，先后调出参加会战员工达7.8万多人，设备2000多台套。正如诗人李季写的那样：“凡有石油处，皆有玉门人。”

  玉门油矿的和平解放，使这个旧中国费劲九牛二虎之力建起的油田，完整无损的回到人民手中。能够完整解放玉门油田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人民进兵神速，使得西北长官公署未来得及实施破坏；二是以邹明为首的管理层积极组织员工成立护矿大队，有效地对油矿进行了保护，并尽一切可能进行大量的物资储备。

  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揭开了中国石油工业的历史新篇章。共和国一成立，中央人民政府就设置了燃料工业部主管煤炭、电力和石油工业的生产建设工作。由陈郁任部长。

  陈郁原名陈旭贵，年轻时做过各种杂工，后改名陈郁，还做过水手。1922年起开始从事工会工作，1925年8月加入中国。抗日战争胜利后陈郁被派到东北，东北解放后陈郁负责恢复辽宁煤矿生产工作，为中国在国共内战中在东北建立了一个重要的工业基地。

  1949年9月，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员会议上，陈郁被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陈郁出任燃料工业部部长兼党组书记。

  摆在陈郁面前的任务很艰巨，一个玉门油矿，年产原油不到十万吨。1949年11月，陈郁主持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次全国煤矿工作会议，他在报告中指出：1950年的总方针应以全面恢复为主，以东北为建设重点。全国各矿必须在安全生产的原则下完成生产任务。要注意加强经济核算，减少相关成本，培养大批技术人员。他还对当时的工作任务作了具体部署，指出燃料工业战线着重要搞好四项工作，即：在厂矿开展民主改革，改革落后的生产方法；狠抓安全生产；训练干部；提高全体员工的政治觉悟和科学文化水平。

  兰州解放后，迁到张掖的西北长官公署在代长官刘任的主持下，加紧了对油矿的破坏阴谋活动。

  9月初，西北长官公署派政工处长上官业佑来矿。上官业佑见到邹明：“此次来矿为两事：一是根据密报，矿场把油井封死，炼厂将设备拆掉，是怎么回事？二是请你们提供个破坏油矿的计划。”邹明听后，从容答道：“你说的第一件事根本不对。我们原油还在生产，炼厂还在开工，你们到矿上提军油从来没有停止过，怎么说我们把油井封死、炼厂设备都拆掉了呢？关于第二个问题，那是绝对办不到的。油矿是国家的财产绝不能破坏。”上官业佑无言以对，只好回去。

  隔数日，西北长官公署又派人来矿，提出要将与台湾通话的军用电台设到矿上，理由是张掖、酒泉的发电量小，电力不足，而矿上的电力强。邹明立即察觉这是个阴谋，是他们想把特务人员打入矿区，一方面可监督油矿的护矿行动，一方面必要时可对油矿下毒手。邹明让经理室负责人马新吾与工务组负责人温之萼带一套发电设备去酒泉，和西北长官公署的人交涉，将这套设备借他们用，请他们不要进矿安装电台，理由是矿电力是为生产，不能确保电台供应，还是由他们自己发电为好，矿上可负责安装。经过交涉，他们实在没有再到矿上安电台的理由，只有作罢。

  此后不久，玉门油矿特别党部书记张振邦从西北长官公署撤出兰州后的所在地张掖返矿，找到邹明，再次提出破坏油矿，被邹明严厉拒绝。张振邦深感大势已去，通过马新吾，请邹明借给特别党部一部车，送他们去哈密。邹明是无党派人士，对特别党部的人不看重，对他们执意要破坏油矿的行为更感厌恶，但考虑这些人在油矿，犹如西北长官公署插的一把刀子，对护矿是很具破坏力的，送他们走就拔掉了这把恶刀。于是，邹明答应了他们的请求，将他们送出了油矿。

  9月中旬，中油公司广州办事处来电，说财政部同意拨付军油款黄金1000两给甘青公司，已由中央银行通知张掖中央银行从国库中拨发，请玉门油矿立即派人去提款。邹明接电后，即派财务组长胡禧森前往张掖取款。

  送走胡禧森，邹明一直等待他的消息，因为正急速向河西挺进，这笔款能否取回还是个未定数。就在这时，忽接到胡的电报：西北长官公署代长官刘任要邹明立即来张掖，恐有不测，让邹明考虑来不来。邹明正在思考，又接到刘任亲自来电：请邹明立即来张掖，有要事相商。手持这两封电报，邹明与炼厂厂长熊尚元商量，如果不去，刘任就有借口对油矿采取行动。于是邹明决定去张掖见刘任。邹明对熊尚元说：“如果我走后一个星期没消息，你们就停止发军油。”

  到张掖后，邹明与胡禧森一起到西北长官公署临时办公地点。刘任正在开会，听说邹明到了，就从会场出来，领邹明到另一间屋子谈话。刚坐下，刘任就劈头问道：“你们油矿上有！你们为什么把油井封起来，把炼厂重要设备藏起来？”

  邹明心里早有准备，听刘任说完，便反驳道：“上官处长已到矿上来过了，油井没有停止生产，炼厂没有停止开工，军队没有停止提油，怎么说我们把油井封死了呢？”邹明将话锋一转，又道：“你们提油的军油款子始终没交清，我正要找你们呢。”

  正说着，忽然进来一个军人，附在刘任耳边轻声说了几句。刘任脸色骤变，站起来对邹明说：“有紧急事务要处理，不能再谈，邹先生可与二处胡处长继续谈。”

  刘任匆匆走后，邹明与胡禧森被人领到胡处长卧室。胡处长叫胡子萍，是军统在西北地区的总负责人，他所谈的问题与刘任相同，只是对邹明多进行了些宣传。邹明便将回答刘任的话又向胡子萍重复了一遍。胡子萍又提出在矿上建电台的事。没等邹明回答，胡子萍的随从进来，在他耳边低语。胡子萍立即站起来说：“的军队到了。”

  几个人跑出来，胡子萍见邹明的小车停在门口，便提出坐这辆车到酒泉。邹明不好推辞，只好答应。当汽车开到城门口时，守军为防城外散兵进城，已将城门关上。胡子萍的副官下车向守城的士兵打了个招呼，才开城门放他们出去。

  第二天一早到达酒泉，将胡子萍送到河西警备总司令部后，邹明、胡禧森到油矿酒泉办事处休息。躺下不久，办事处主任李清涵报告说，刘任昨晚从张掖来酒泉途中翻车受了重伤，已坐飞机到重庆治疗去了。至于胡子萍，后来据马新吾说，在他逃往新疆前自知大势已去，只是落泪。西北长官公署破坏油矿的企图彻底破产了。

  “消费能力不如狗的男人”，在直播间被一位“女大佬”拿下了！消费界一直有一条不成文的鄙视链，调侃“男人的消费力不仅排在女人后面，甚至排在了狗后面”，但如今，这个“最难被撬动的花钱的那群人”也开始坐不住了。

  两名中国医疗器械公司高管赴菲律宾工作时，遭遇绑架并被撕票案件有了新进展。9月23日，知情人告诉红星新闻，死者家属刚刚从菲律宾警方处得到消息，将两名受害者骗至菲律宾实施绑架的“李娜”于22日在韩国首尔落网，接下来将引渡回中国。

  中央气象台9月29日06时发布台风蓝色预警：今年第18号台风“山陀儿”今天（29日）凌晨由热带风暴级加强为强热带风暴级，早晨5点钟其中心位于台湾省鹅銮鼻东南方大约505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就是北纬18.7度、东经124.

  9月27日，日本自民党新一任总裁诞生。自民党党内经过两轮投票，在第二轮投票中，石破茂反超高市早苗，成为岸田文雄的接任者。日本是议会制国家，国会下议院（众议院）第一大党的总裁担任总理大臣，即首相。所以石破茂也成为新一任日本首相。石破茂 （资料图片） 怎么样看待这一选举结果？

  来源：中国海警日前，中俄海警舰艇编队在北太平洋公海执行联演联巡任务。编队根据联合国大会46/215号决议和《北太平洋公海渔业资源养护和管理公约》，依法对作业船只进行全方位检查，积极维护北太平洋公海渔业生产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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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国梁女儿目标是2028奥运会，年仅八岁就曾获得过世界冠军，期待刘宇婕下届奥运会的精彩表现！

  10米跳台到底有多高？ 全红婵母校这群小孩告诉你答案，网友：看似10米，其实已踏过万水千山！

  《摔跤吧！爸爸》原型的侄女，印度女摔跤手因体重超出100克被取消决赛资格，奥委会拒绝：不可能给她一枚银牌。

  9月5日，深圳发布《深圳市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加力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实施方案》，家装等产品改造换新购置补贴备受市民关注。

  在阅读此文之前，辛苦您点击一下“关注”，既方便您进行讨论和分享，又能给您带来不一样的参与感，感谢您的支持！编辑丨xk不知从何时起，导演选角这一过程，开始被人们戏谑的称为“选妃现场”。看到漂亮的女演员，导演们本着“肥水不流外人田”的原则。纷纷“纳妾”似的将其收入自己囊中。

  “虽然10个孩子负担很重，但是一家人齐心协力，日子也还过得去”。说这话的女子并不是孩子们的亲生母亲，而是孩子们的伯母。自从小叔子夫妻俩双双离世之后，她就把小叔子家里的8个孩子全部接了过来。连同自己原本的2个孩子，凑了热热闹闹12口人。